1949年的新中国如同一片待垦的沃土，百废待兴。工业的根基非常脆弱，关于导弹火箭的知识更是几近空白。1950年上半年，伟大的我党毅然挥洒蓝图，未雨绸缪，决定着手构建属于新中国的现代国防工业。

  时间推移至1956年，国务院在酝酿《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之时明白准确地提出，要以导弹、原子能为代表的尖端技术作为发展重点。同年，一位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导弹火箭权威——钱学森先生，历经坎坷，从大洋彼岸的美国回归祖国，怀揣着一腔滚烫的爱国之情，为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带来了希望的火种。

  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先生归国未满半年，便完成了周总理交办的重任，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不久，《意见书》被上级批准，由此成为中国导弹研制工程的重要指导方案。

  1956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工业委员会成立，统一领导我国的航空和火箭事业。同年5月，国防部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也应运而生，我国的火箭技术发展自此被纳入国家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1956年10月8日，这一天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先生被任命为院长。这个研究院后来按照专业分工，设立了十个研究室。国防部五院的成立，不仅标志着我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导弹火箭事业，更被认为是我国航天事业的诞生日。

  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人类社会自此迈入了太空时代。我国的科学家们，包括钱学森先生在内，深刻意识到航天技术在国防事业中的重大战略意义。1958年5月，中国科学院和国防部五院将发射人造卫星列为重点任务，这个设想被命名为“581工程”。然而，由于当时的技术基础薄弱，国力有限，581工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1959年，中国科学院不得不调整了计划，将研究重点转向了基础的探空火箭。

  1960年2月19日的午后，晴空万里。上海市南汇县老港公社东进大队的一处简易发射场，见证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时刻。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制造的试验型液体探空火箭T-7M，在经历五个月的艰苦研制后，于16时47分腾空而起。尽管它的飞行高度仅有8000米，但T-7M的实际意义远不止于这个高度。它是我国火箭研究的一个里程碑，更让一群充满梦想的科研人员对火箭的设计、制造和试验技术有了初步的认识。

  七个月后的9月10日，在酒泉发射基地，埋头攻坚的科研人员们用我们自己的燃料成功发射了一枚苏制P-2导弹。11月5日，全长17.7米、最大直径1.65米的“1059导弹”在同样的地方再次发射，创造历史。自此，我国克服重重困难，仿制并自行生产的第一枚导弹终于宣告成功，这枚导弹后来有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它就是“东风一号”。

  在仿制P-2导弹的同时，钱学森先生领导下的国防部五院其实就慢慢的开始着手研制“东风二号”了。1962年3月21日，东风二号的首次发射试验以失败告终。但科研人员们并未气馁，在经过了17项地面试验、105次发动机试验的磨砺之后，于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的第二次发射试验在酒泉发射场取得圆满成功，东风二号的成功，标志着我国从此拥有了自行研制导弹的能力。

  1963年3月14日，俗称“两弹一星”的“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指示被明确。同年11月，由东风二号改进而来的“东风二号甲”导弹首次飞行试验圆满成功。1966年10月27日，搭载核弹头的东风二号甲导弹在酒泉发射基地发射升空，经过9分14秒的飞行，在新疆罗布泊戈壁上爆炸，“两弹结合”试验获得圆满成功，举国上下一片欢腾。

  随着导弹技术的逐渐成熟，发射卫星的计划也被重新提上日程。1965年1月，周总理对中国科学院提出的研制卫星方案给予了批示。8月2日，上级批准了《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即“651工程”，目标是要发射一颗在重量、寿命、技术等方面都超越美苏第一颗卫星的中国人造卫星。

  为了更好地推进卫星的研制工作，1968年2月20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顺势成立，钱学森先生担任首任院长，至此，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成为中国航天器研制的核心机构。同时，我国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做载人航天的前期研究。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在1964至1966年间，先后将白鼠、果蝇、小狗等生物用T-7A探空火箭送上高空。1968年4月，代号“507研究所”的宇宙医学及工程研究院顺利宣告成立，“507研究所”负责航天员的生命保障、医学监督保障及选拔训练工作，这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实质性起步。

  1970年1月30日，在那个寒意料峭的冬日，我国在历经一次失败之后，自行研制的“东风四号”中远程导弹终于迎来了飞行的成功。这次飞行试验不仅验证了级间连接和分离技术，也标志着我国在火箭发动机地面高空模拟试验和高空点火技术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为我国掌握多级火箭技术奠定了基石。

  春天的脚步渐渐逼近，1970年4月24日，这个春意盎然的日子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场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成功送入了太空。那一刻使得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能独立完成卫星发射的国家。值得一提的是，东方红一号的重量，超过了之前四国首颗卫星的总和。

  与此同时，我国从1965年开始着手研发的洲际弹道导弹项目也取得了相应的喜人的成果。1980年5月18日，东风五号成功完成了首次全射程试验，这一成就，为我国后续的火箭研制和卫星发射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在长征一号和东风五号的基础上，我国继续研制了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其中，风暴一号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在1970年代相继成功发射，它们的成功发射不仅提升了我国卫星的运载能力，也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曙光初现，我国的航天事业迎来了一个应用化的全新时代。国家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使得对卫星通信的需求日益迫切。通信卫星的研制与发射，由此成为了我国航天事业的新篇章。

  1975年3月31日，“331工程”正式确立，“331工程”包括了通信卫星、运载火箭、测控系统、发射场和通信地球站等五大系统。其中，通信卫星被命名为“东方红二号”，由人造卫星专家孙家栋先生担纲总设计师，“东方红二号”在1983年研制成功。

  在运载火箭的核心技术方面，被我国寄予厚望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承担起了发射首颗通信卫星的重任。长征三号是在长征二号丙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三级，其研制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技术决策，就是第三级火箭采用何种推进剂，以及开发二次启动功能。最终，氢氧发动机方案因其巨大潜力和对未来的重大推动作用，得到了科研人员们的广泛认可。经过长达七年的艰苦研制，拥有高空二次启动能力的氢氧发动机YF-73终于研制成功。

  1984年1月29日，长征三号在西昌进行了首次发射，这次发射目标是将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然而，发射过程中第三级氢氧发动机出现故障，导致卫星只能进入一个远地点高度为6480千米的大椭圆轨道。70天后，故障原因被定位，改进措施被迅速应用到第二枚同型号火箭上。1984年4月8日，长征三号再次发射，成功将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这标志着我国氢氧低温发动机技术的突破，也代表着我国进入了实用卫星的时代。

  随着东方红二号系列通信卫星的发射成功，我国卫星通信事业迎来了快速的提升，83%以上的通信需求得到了满足。1988年9月7日，我国第一颗太阳同步轨道卫星和第一颗传输型遥感卫星风云一号A星，由长征四号甲运载火箭发射入轨，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拥有极轨气象卫星的国家。

  80年代，世界载人航天活动达到了高潮，1986年3月3日，四位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提出了“863计划”的建议，该计划得到了上级的批准。由此，航天技术被列为我国七大研究领域中的第二位，我国载人航天相关工作由此展开，郑重进入了前期的研究论证阶段。

  1990年4月7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场上，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托举着“亚洲一号”通信卫星直上云霄，“亚洲一号”的成功，预示着我国商业航天发射的序幕正式拉开。这次发射不仅圆满完成了我国首个对外商用通信卫星发射合同，更在精度上超越了休斯公司（休斯当时是美国的一家航天公司）以往的任何一次发射，为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赢得了“开门红”。

  然而，长征三号的运力尚不足以承担新一代国际通信卫星的发射任务。于是，我国首个捆绑式火箭——外号“长二捆”的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应运而生。长二捆的研制始于1988年，在仅仅18个月的时间里，我国航天人就完成了长二捆的设计、生产与施工，创造了一个航天史上的奇迹。

  1990年7月16日，长二捆搭载澳星模拟星的首飞成功，不仅突破了助推器捆绑、推进剂利用系统、大型发射台等关键技术，也为澳星的正式发射铺平了道路。长二捆因此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航天的明星级产品。

  但航天之路并非一帆风顺。1992年3月22日，长二捆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首颗澳星正式卫星时发生故障，火箭在点火后未能起飞，发射中止。经过调查，故障原因是少量多余铝屑引发点火控制电路短路。经过现场人员39小时的奋力抢救，卫星、火箭、发射台均被安全保留。五个月后，长二捆再次发射澳星获得圆满成功，我国商业发射顺利度过了惊险的一关。

  尽管经历了这些挫折，我国航天行业并未气馁。1997年初，《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强化科研生产管理的若干意见》和《强化型号质量管理的若干要求》相继出台，独立的质量监督代表系统被建立。在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下，我国航天的发射成功率得到了显著提高。从1996年10月20日至2011年8月6日的近15年间，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实现了连续102次发射的成功。

  1997年8月20日，长征三号乙火箭自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将美国劳拉空间系统公司制造的菲律宾“马部海”通信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长征三号乙的成功复飞标志着我国从此拥有了5吨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运载能力，极大地增强了我国在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上的竞争力。从此，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为了我国中高轨道航天发射的绝对主力。

  1999年，美国政府将商业卫星的出口纳入到《国际武器贸易条例》中，禁止用我国火箭发射由美国制造或者包含美国制造部件的卫星。这些举措导致中美之间的商业发射合作中断，长征火箭被排除在了国际主流商业发射市场之外。

  尽管商业发射活动在经历了极大的波折后陷于低潮，但我国航天依然在这个十年临近结束之际取得了重大突破。1999年11月20日，我国第一艘试验载人飞船“神舟一号”搭乘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这次任务的成功使得自1992年起秘密进行的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被正式公诸于世。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于1992年9月21日正式立项，代号“921”，目标是用“三步走”战略实现天地往返、突破关键技术、实现短期驻留并建造空间站。

  在新世纪的曙光中，我们国家的经济的快速地增长和国家总实力的壮大为航天事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2000年11月，《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对外披露，这份白皮书不仅概述了我国航天发展的宏伟蓝图，更为未来的航天征程定下了清晰的目标。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提出了七大发展目标，涵盖了从建立卫星对地观测体系到发展空间科学、开展深空探测的方方面面。其中，自主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建设被放在了重要位置，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其实早在1983年，陈芳允院士就提出了“双星定位”的构想，而孙家栋院士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的策略。2000年10月和12月，我国成功发射了两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建立了北斗一号卫星导航试验系统，为我国及周边区域提供定位、授时、广域差分服务，这一系统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卫星导航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

  2001年1月至2003年1月，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行了三次不载人的神舟飞船飞行任务，验证了载人航天所有系统的正确性与稳定性。2002年12月30日发射的“神舟四号”飞船，完成了技术方面的要求最高、参试系统最全、难度最大的一次无人飞行试验，为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扫清了障碍。

  2003年10月15日，我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飞船进入太空，我国成为了继苏联和美国之后第三个独立将人送入太空的国家。这次飞行的成功不仅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二步——“突破关键技术”已经实现，也代表着我国航天事业在探索太空的道路上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2005年10月12日，“神舟六号”飞船再次将两名航天员送入太空，进一步验证了载人航天技术的可靠性，也为后续的航天员出舱活动奠定了基础。2008年9月25日，“神舟七号”飞船载着三名航天员升空，航天员翟志刚在太空中首次成功完成出舱活动，至此，我国变成全球上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出舱活动的国家。

  在载人航天取得初步成功之后，我国航天很快将探索的脚步踏进了另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领域——深空探测。对于深空探测，我国选择了离地球最近的自然天体——月球作为起步目标。其实早在1994年，我国科学家就开始了月球探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经过多年深入的研究与论证，我国的月球探测工程于2004年1月正式获批，并被命名为“嫦娥工程”，分为“探月”、“登月”、“驻月”三个阶段，简称“探、登、驻”。探月阶段又分为三步，全部由无人探测器完成，分别进行月球的环绕探测、软着陆与巡视、采样返回，简称“绕、落、回”。

  2007年10月24日，北京时间18时05分，我国的首个月球探测器“嫦娥一号”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搭载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踏上了探访月球的征途。这次发射，不仅是对月球的全球性、整体性与综合性探测的启动，更是我国航天史上的一次重要突破。

  经过13天14小时200万公里的漫长旅程，嫦娥一号成功进入月球轨道，成为中国第一颗人造月球卫星。11月26日，它向地球传回了第一幅月面图片和月球三维图像，那些清晰的画面，让人们对月球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2008年11月7日，嫦娥一号在轨运行一周年，成功实现了工程提出的“精确变轨，成功绕月，有效探测，寿命一年”的预定目标。它的超期服役，更是证明了其卓越的性能和可靠性。

  2009年3月1日，嫦娥一号探测器在地面的指挥下，受控撞击在月球表面，以其圆满的结束，作为我国首次深空探测任务的代表，被赋予了极高的荣誉。这一刻，我国航天继人造地球卫星、载人航天飞行后，迎来了第三座里程碑，我国郑重进入世界深空探测俱乐部。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国航天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三倍的增长。这一跃升，不仅彰显了国家经济的强劲动力，也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地发展，中国对高分辨率、高精度对地观测系统的需求日益迫切。为摆脱对航空遥感和国外高分辨率卫星系统的依赖，我国在2010年5月12日真正开始启动了“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简称“高分专项”。这一项目的目标，是建成具有高空间分辨率、高时间分辨率、高光谱分辨率的对地观测系统，并在2020年实现具有时空协调、全天时、全天候、全世界的观测能力，构建我国战略性空间基础设施。

  2013年4月26日，高分专项的首颗卫星“高分一号”由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并送入预定轨道。此后，多颗高分卫星相继发射入轨，遥感方式涵盖了可见光、多光谱、红外、高光谱、微波等多种手段。2020年，随着“高分七号”卫星的正式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高分专项目标打造的天基对地观测能力初步形成。

  在卫星导航领域，北斗卫星系统自2007年发射首颗北斗二号卫星后，发展势头迅猛。2010年，北斗二号系统构建完成，由14颗卫星组成，可向亚太大部分地区提供定位导航授时服务。2017年11月，更为先进的北斗三号系统开始建设，仅用不到三年时间就发射了24颗地球中圆轨道卫星，3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和3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刷新了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组网速度的世界纪录。2020年7月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成为联合国卫星导航委员会认定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四大核心供应商之一。

  2011年9月29日，长征二号F/T1运载火箭将“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发射至预定轨道，验证了我国的空间交会对接技术。2012年6月16日，神舟九号飞船搭载航天员景海鹏、刘旺和刘洋发射升空，与天宫一号对接，三名航天员进入天宫一号，进行了约十天的短期驻留。2013年6月11日，神舟十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并与天宫一号对接，三名航天员进行了首次太空授课、第二次手控交会对接和首次绕飞交会对接试验。这些任务不仅提升了我国的太空技术水平，也为未来的空间站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6年10月17日至11月18日，神舟十一号乘组航天员景海鹏、陈冬进驻天宫二号，进行了三十多项在轨实验操作，刷新了我国载人航天的记录。

  随后，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的成功发射和与天宫二号的自动交会对接，以及推进剂在轨补加试验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我国突破了这一关键技术。这些成就的取得，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完成了设定的“第二步”目标，为2020年代长期空间站的建造做好了充分的技术准备。

  在深空探测方面，我国在嫦娥一号实现绕月飞行的基础上，开始了第二步的“落”的准备。嫦娥二号探测器的发射，以及嫦娥三号探测器成功实现月面软着陆，都为我国探月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在这一时期还进行了对更远的深空世界的初步探测尝试。尽管萤火一号火星探测任务因非中方因素而失败，但这标志着我国的独立行星际深空探测进入了萌芽阶段。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经常使用以偏二甲肼和四氧化二氮作为推进剂的发动机。这种发动机虽然简单可靠，但其有毒、有污染、比冲低、循环方式落后等缺点，使得我国在航天动力领域显著落后于其他航天大国。为摆脱这种局面，我国自1986年立项的863计划起，就开始对新型航天动力系统推进剂的选用问题进行论证。

  经过十多年的前期研究，我国在2000年正式立项研制采用高压补燃循环的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过程中，尽管遭遇了发动机试车失败等重大困难，但研发团队依然突破了高温合金、起动技术等难关。2006年，研发人员成功完成了发动机的600秒长程试车，2012年通过了国防科工委的验收。

  2015年9月20日，采用了一台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的“长征六号”小型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新一代发动机圆满完成首次实战。2016年6月25日，“长征七号”中型运载火箭首飞成功，将我国火箭的低地球轨道最大运力提升至1吨，“长征七号”的成功使得我国郑重进入了无毒、无污染、大推力的新一代运载火箭时代。

  在长征七号之后，我国运载火箭领域的更大突破来自于“长征五号”。长征五号自2006年开始正式立项研制，其研制过程共突破了12大类247项核心关键技术。作为我国的首型大型运载火箭，长征五号的总长约57米，起飞质量约870吨，其芯级直径达到了5米，近地轨道与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运力分别达到25吨与14吨，将长征三号乙火箭保持了多年的相应记录大幅度的提高到了其2.5倍以上。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国航天以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不仅填补了世界航天史册的空白，也在国际航天界树立了中国航天的崭新形象。

  2018年12月8日，嫦娥四号探测器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飞往月球。在“鹊桥号”中继卫星的支持下，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的冯·卡门撞击坑成功软着陆，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在月背软着陆的探测器。它拍下了世界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留下了人类探测器的第一道印迹，开始了人类在月背表面的首次巡视探测。

  嫦娥四号的任务，填补了人类月球探测的空白，使得我国航天站在了国际航天界月球研究的前沿。2020年，这一成就获得了国际宇航联合会的最高奖“世界航天奖”，这是该国际组织成立年来首次把这一奖项授予中国航天界人士。

  2020年5月5日，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首飞，携带的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和柔性充气式货物返回舱试验舱，展示了我国航天的创新能力和对未来的积极探索。

  尽管柔性充气式货物返回舱试验舱在返回过程中出现异常，但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返回舱的自主提升至大椭圆轨道，并在5月8日成功着陆于内蒙古东风着陆场，这一成就足以令人振奋。长征五号B火箭的首飞，不仅为我国空间站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也标志着我国拥有了发射大型空间站舱段的运输工具。

  2021年4月29日，长征五号B火箭再次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这次是我国空间站的首个舱段天和核心舱。这一刻，中国空间站的建造全面开启，载人航天工程开始步入前所未有的密集发射阶段。5月29日，天舟二号货运飞船成功发射并与天和核心舱完成对接，为我国空间站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物资支持。

  6月17日，长征二号F遥十二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先后进入天和核心舱，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这一刻，我国航天的梦想成为了现实。

  从2021年9月20日到2022年6月5日的约九个月时间内，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向天和核心舱发射了两艘货运飞船与两艘载人飞船，将神舟十三号与神舟十四号两个乘组共六名航天员送入空间站。神舟十三号乘组的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完成了中国首次长达六个月的长期太空驻留。

  2022年7月24日，长征五号B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将中国空间站的首个科学实验舱问天实验舱送入预定轨道，13小时后，神舟十四号乘组的航天员陈冬、刘洋、蔡旭哲在天和核心舱内迎来与问天实验舱的对接，中国空间站进入多舱体组合时代。

  9月30日，问天实验舱利用转位机构成功完成平面转位，我国首次完成在轨大体量舱段转位操作。大约一个月后，中国空间站的第三个舱段及第二个科学实验舱梦天实验舱由长征五号B遥四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实现了与天和核心舱的对接。

  2022年11月30日，神舟十五号乘组的费俊龙、邓清明、张陆进入空间站，与神舟十四号乘组完成了中国的首次“太空会师”，中国空间站首次达到最大承载人数6人。12月2日晚，神舟十四、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中国空间站正式开启长期有人驻留模式。

  2023年5月29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宣布中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已在近期启动实施，目标是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这一目标的提出，不仅是我国航天技术的进步，更是我国航天梦想的延续。

  2024年3月20日，探月工程四期的鹊桥二号中继星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为后续的月球探测任务提供了中继通信支持。同年5月3日，嫦娥六号探测器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在6月2日成功降落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预选区域。这次任务不仅实现了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还刷新了我国月球探测采样记录，共采集月球背面样品1935.3克。

  2024年10月29日上午，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隆重举行。与会发言人介绍，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将于北京时间10月30日04时27分准时发射，并宣布锚定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登陆月球的目标。

  回首七十五载沧海桑田，中国航天发展史不愧是一部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史诗。回望来路，无数倾尽汗水和生命的国士们或许已化作烟尘，但他们的付出终是如刀刻般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迹。

  中国航天梦的未来很大，大到“长空万里看山河”；中国航天梦的起点又很小，小到不过只是钱学森先生的一次转身、东风尾部的一簇星火、酒泉上空的一片流云、东方红卫星上的一曲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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